但是，大码头人的骄傲和居高临下却不敢瞧武汉人不起，理由除了武汉确实要比大码头富裕和大气之外，最主要的是大码头送下去的货都是土货和山货，而运回来的都是洋货和新奇货，货比货自然就有些底气不足，因此，大码头人再骄傲也只敢在湖南范围内作大，在武汉人面前便不得不谦虚谨慎，就连和武汉话同腔近音的常德安乡话、益阳人也不敢无来由的小瞧。

可事物的规律是；凡是瞧别人不来的人，最敏感和担心的就是怕别人也瞧自己不来。益阳人在武汉人面前就正是有这种敏感和担心，终究，还是和比大码头强的武汉人进行了一次“瞧不起与瞧得起”的碰撞；

清同治年间，大码头新崛起的酒厂富豪徐志潭，亲自用新买的洋船装一船“益阳小曲”到汉口去交货。那时，武汉由于地处国内交易中心，在中西货物交流频繁的时期，自然有着无比的做大优势，人一做大，规矩就多，因此，汉正街商号大老板们基本上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接待礼仪；即按货船的规模、洋土价值进行分等级接待，久而久之，就形成了对下游如南京、上海、九江的洋船进行高规格接待，而对上游木帆船甚至更大规模的毛板船都是中低档规格接待的规矩。本来，这种带有势力眼等级的接待规矩三方都还认为合情理，上游人也无不好的看法，因上等的规格上游人也消受不起，比如，接待时鸣炮十九响，船上就必须相应鸣笛十九声答礼，木帆船没这设备，也就自认为不配，因此，一直相安无事。

可这次益阳的徐志潭老板开的是新洋船，所运的也是新工艺蒸馏的瓶装曲酒，属于工业品。而汉正街老板们仍然是上游船的规格级别予以上等接待，即没有鸣炮和铺红地毯。

就在接待的鼓乐声和献鲜花的过程中，徐志潭老板突然要船工鸣笛答礼，并给凡来参加迎接的人员都封五元大洋的红包。这一下，弄得汉正街的老板们傻眼了；只得赶紧鸣炮十九响补礼，欢迎礼炮倒成了答礼礼炮了。但红地毯是补铺不成了，因为贵客已经上了码头，只能口头致歉表示；“怠慢了贵客”。

可徐志潭老板偏偏得理不饶人，很豪爽的哈哈大笑说；“没关系，红地毯无非就是清洁卫生些罢了，这码头是还有些不太清洁，不过，我有办法”。于是，转头对他的船员们命令；“伙计们，把这船上等的益阳小曲都抬出来，就用酒里里外外给我把这码头洗刷干净”！

当酒香溢满整个汉口时，徐志潭老板便很居高临下的和汉正街的老板们谈笑起来，徐志潭老板的骄傲自豪和汉正街老板们的尴尬难堪自不必详细描述，就象汉正街的老板们的“势利眼”和“崇洋媚外”被徐志潭当场戳穿，并进行了一场无法招架的嘲笑一般。

自然，上游的船户们和码头工人们都认为是大长上游和内地人志气的事情，其赞赏支持态度也表露无遗，徐志潭也就在一洗之中成名，成了益阳和上游船客户的英雄和代表，从此，汉口码头也就有了一个别名；酒洗码头。并且，这个名称很快就盖过了原有的码头名称，因许多船户和码头工人都说，离这个码头几里外就能闻到酒香，

久而久之，“酒洗码头”便成了汉口码头的正式名称。

然而，汉口人毕竟是见过大风浪的，对这形成事实的名称变迁也并不忌讳，反而有吸取教训，引以为鉴的意味，酒洗码头就酒洗码头。不过，在正式成文时，却写成了“九喜码头”，音同字不同，这种改动，倒增加了皆大欢喜味道，从而也掩盖了那种夸豪斗富、尴尬难堪成因。

“酒洗码头”，这名称一直叫了半个多世纪，直到解放后公私合营时才改为；汉口第十四码头，并一直沿用至今。

可益阳的许多老船员在二十世纪末到武汉时，却还是称呼为“酒洗码头”，并说，还能闻到一股酒香，自然，这是心理的虚荣心起作用，什么酒能香一个多世纪呢？但益阳人却解释说；以后每来这个码头送货的益阳船客，都要在这个码头倒上一至两箱益阳小曲酒，这除了对酒洗码头的纪念外，更主要的这是一种无形的商业广告，因此，益阳小曲也在武汉畅销了半个多世纪，具体是不是这样，这倒无法考证了。

但益阳人从这故事中能想到些什么问题呢？是自豪感，荣誉感、赞赏的心态还是想到了更多更多？？？

但我看到的却是一种传统文化从骨子里渗透出来的虚荣，这之中没有什么道理和逻辑可循，更没有科学的体系和次序的纹理，只有两个谁也说不清内涵的汉字；面子。这一点，大码头人算是把它演绎到了极限，并且，在今天还一直把它保留在血液之中，因为，他们到目前似乎还未认识到；这就是大码头文化衰落的致命原因，尽管这其中没有“恶”，还不乏其“善”和人性，但却缺乏知识的理性和数据的科学。